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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郎担、老虎灶、烟纸店、粮油店: 追忆上海的“零拷”时代

时间: 2024-09-01 19:22:13 |   作者: 新闻资讯

  90后一代的成长经历里可能已不太有“零拷”这个词——到处都是包装精美的商品、货架琳琅的超市,提着玻璃瓶麻布袋热水瓶去“零拷”小东西的记忆,对年轻人来说是不存在的。

  但是仔细想想,“零拷”时代真的离我们很远吗?倒也未必——无论是当年大街小巷常见的“货郎担”、每条弄堂口都有一家坐镇的“烟纸店”,还是每个月少不了要去跑两趟的“粮油店”,都是风靡贯穿七八十年代的宝藏,到九十年代依然不少见,距今也只是二三十年的时光。

  从前没有外卖,没有跑腿,没有代购,没有闪送,但是上海阿姨足不出户,也能将一天的吃穿用度配齐——只要听到拨浪鼓响起来,就知道:货郎担来了。

  货郎也许来自上海郊区,也许从江浙一带远道而来,共同点是挑着一副货郎担,手里摇着拨浪鼓,一边吆喝着,一边走街串巷做起小买卖。

  货郎担上的东西满足你对开门七件事的全部想象——油盐酱醋、大米火油,可以论斤也可以论两零拷。拿食用油来说,从一开始的菜油,到后来的豆油,再到时髦的新事物精制油,只要你准备好玻璃瓶塑料瓶,都是可以零拷的,一勺子下去就是一斤,童叟无欺。

  副食品也难不倒货郎担,卖豆腐的,卖豆腐乳的,大到巴掌大的一块嫩豆腐,小到指甲盖大的一块玫瑰豆腐乳,货郎都能给你整整齐齐码在小碗盏里,还会多舀一勺腐乳汁,拿来烧腐乳肉是最佳。

  货郎担的“零拷”不限于吃——小到一根针,一卷洋线团,一枚顶针箍,一粒小朋友玩耍用的玻璃弹珠,一沓香烟牌子,一只“贱骨头”,一包橡皮筋;大到沉甸甸一只黄铜汤婆子、3米长一根晾衣裳竹竿,从日用品到娱乐用品通通送货上门,零卖量贩。

  上海女性的精致与讲究,在货郎担上也有体现——一些特别的美容用品零拷同样出现在货郎担上——雪花膏、蛤蜊油、发蜡——一开始还不是发蜡,是泡在一盆水里的木头刨花,泡出来的胶质粘稠,就是最古老的定型啫喱。绍兴货郎嘴里喊着“顶呱呱的银刨花”就来了,卖的时候连啫喱带刨花一起盛给主顾,用现在的话说那是相当“森”系。

  到现在,上海的一些小店里依然保留着写有“雪花膏”的一个大玻璃瓶,零拷一份只需三五元,更多人零拷雪花膏不是贪便宜,而是追忆当年少女时代的一抹幽香。

  每年入夏以后,弄堂里又会多了白兰花的沁人心脾,叫卖着“栀子花白兰花”的老婆婆,和叫卖着“枫泾……豆腐干!”的老爷爷,一起构成了上海小囡初夏的嗅觉和味觉记忆。

  老早底的货郎担,有时候不光是送货上门,还送服务上门——家里的碗一摔二了,留着,等补碗匠过来,一根洋钉帮你搞定,补到滴水不漏;台风天阳伞吹喇叭了,留着,自然有修阳伞的来帮你整骨;平常家里用剩下来的牙膏皮、吃剩下来的鸡胗皮甲鱼壳,也都是不扔的,拿个小袋子套好,挂在门背后,就等收废品的来回收再利用。

  据新闻报道,位于北梅溪路的上海最后一只老虎灶,直到2013年才告关门。之前,老虎灶陪伴上海人民已有100多年。

  生于1960年前的上海人大概都有过“泡老虎灶”的经历——带好热水瓶,到老虎灶店买好筹码——通常是竹头片做成的,随时代的变迁,一瓶热水从几分钱到几角钱不等,滚水泡回来,就好泡茶或者汏浴。

  而比老虎灶更受小朋友爱戴的,无疑是每条弄堂口都会坐镇着的,一家烟纸店。上海话“烟纸店”乍听起来像“胭脂店”,小时候总给我一种里面卖胭脂唇膏的错觉。又有时觉得是“燕子店”,因为她就仿佛燕子一般,筑巢栖居于弄堂口,虽然是小小的巢,里面的内容却很丰富,又很亲民,好像随时准备着飞入寻常百姓家。

  烟纸店里令小孩子眼馋的东西太多了——一张牛皮纸包起一个三角形的小包,里面可能是橄榄蜜饯,也可能是瓜子花生咸炒豆的混合零食,那就是记忆里的“每日坚果”。

  烟纸店里能零拷的东西,跟货郎担一样,油盐酱醋腐乳酱菜样样有。小辰光帮爷娘打酱油,大起来了帮自己打老酒——黄酒白酒啤酒,除了红酒没有,其他颜色大多数都能拷得到。拷老酒的勺子分大大小小好几种,整齐划一地挂在墙上,样子看起来有点像现在拉面店煮面的长柄吊勺,小到一勺二两,大到一勺一斤。不过啤酒就不好用吊勺来打了,否则要漏气的——直接在桶上安个小龙头,买多少放多少。

  零拷最大的优点一是价廉物美,不用一次买许多吃不掉浪费,其他的还有一大优点是环保,绝无过度包装——不像现在超市里买包虾仁,纸盒子外头有塑封,纸盒子里厢还有真空塑料袋。有些零食更加夸张,塑料袋里还有十几只小塑料袋,小包装方便是方便的,但是一包零食吃到嘴巴里没多少东西,丢丢垃圾倒有一大包,实在太浪费了。羊毛出了羊身上,买零食的钞票倒有一半买了塑料袋。

  直到大学时代,我还在烟纸店买过“零拷”的洗发水——袋装,每小包只有两张邮票大小,一次洗头用一包刚好——不像现在大家都习惯于将大瓶洗发水寄放在洗发店,这样的散装洗发水胜在轻便,去学校浴室再也用不着提着大包小包。

  对上海原住民来说,弄堂口小小的一爿烟纸店,其功能可能就像今日的shopping mall一样,司空见惯,又万般离不开。而在实用功能之外,烟纸店还特别拥有情绪价值——上海作家程乃珊曾写道:“在我童年记忆中,印象最深的是临尽深巷小弄的烟纸店。这种上海人俗称夫妻老婆店的,是很有人情味的。”去烟纸店打公用电话的时候,熟悉的店主给递根烟、塞颗糖,彼此之间既是销售与主顾关系,同样也是邻里情义的延伸。

  如果说烟纸店是每个小孩的向往,那么粮油店就是每个小孩实现“家庭童工”用途的去处。现在的小囡大概不知道火油是啥东西了——七八十年代,上海滩还有不少煤球炉,因为生火烧煤球会产生废气,家家户户都习惯在家门口烧煤球炉,一到烧夜饭的辰光那是相当壮观。

  到后来煤球炉慢慢少了,市面上慢慢的出现新式“煤油炉”,零拷煤油也就应运而生了。粮油店的煤油当时又叫火油,可以零拷。而煤气灶、脱排油烟机,那是要到90年代才开始慢慢普及的了。

  而热水瓶,不只在老虎灶是一宝,在粮油店也能“热水瓶装一切”:买老酒可以用热水瓶,买冷饮水还是用热水瓶,冬暖夏凉,实属零拷必备神器。

  我最喜欢的却不是拷火油或者拷冷饮水,而是“放大米”,至今仍然想念粮油店里的“沙沙”声——拿好一只麻布袋,跑到粮油店,将布袋套在一个形如垃圾簸箕的铁皮口子上,不多时,售货员启动机器,就会听到大米淅沥嗦啰落到布袋里的声音,用今天的话讲:十分治愈。

  每个经历过零拷时代的人,也许都有自己最特别的记忆。像作家、美食家沈嘉禄,记忆里最特别的就是——肉骨头汤也有零拷的。“当时上海好几家肉松厂都会供应肉骨头汤,供不应求,要排队买,买回去加点线粉鸡毛菜烧汤,味道来得好呢。”

  除了吃能零拷,精神生活也好零拷——作为作家,沈嘉禄拷过一样平常人家很少会拷的东西——墨水。在瓶装墨水一瓶卖一角五分钱的时代,如果自己带着墨水瓶去零拷,灌满一瓶就只要四分钱。文具店或者小型百货商店,竖起排开四个墨水瓶:黑色、纯蓝、蓝黑、红色,瓶子下端有龙头,拿着矮胖的墨水瓶凑过去,跟龙头对接上,少顷就灌满了一瓶。“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,零拷墨水一直都有。偶尔还有绿墨水,我读中学的时候听同学讲,绿墨水是专门用来写情书的。”

  不光拷墨水,心灵手巧的作家还常常去拷油漆——“金陵东路有一家油漆店,常常要排队的。因为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,上海人流行自己做家具,所以零拷油漆生意火爆。建材商店通常只有灌装油漆,但是零拷店最少两三角钱就能拷来足够的油漆,颜色丰富——有燥白、奶白、本白,中绿、中黄、蓝、黑、大红、棕色等等,做家具要用到的改良漆、树脂清漆、泡力水(虫胶清漆)、腊克(硝基清漆)、香蕉水,也都有零拷的。”

  沈嘉禄亲手做过的家具,小到床头柜,大到床板、沙发,甚至搭阁楼,到现在还保留了当年的几件木工工具留作纪念。

  “光沙发就做过五对,包括沙发套和茶几。”据沈嘉禄回忆,当年要想买一套像样的家具来改善生活条件,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小年轻结婚,凭着结婚证和户口本,才可以获得购买一套家具的资格,而且没什么选择余地——到新婚夫妇的家里去看看,会发现家具都是一样的:大衣柜、五斗橱、一张小方桌、一张床,还有一只夜壶箱——五大件,480元,相当于普通人一年多的工资。如果想凑齐“36只脚”,还需再破费96元,买上4把椅子。“4把椅子就等于2个月的工资了,侬想想看,现在如果用2个月工资去买4把椅子,是否也蛮奢侈的?那会儿的小方桌还是不是八仙桌,八仙桌是一米长乘一米宽,小方桌只有75厘米乘75厘米,为啥?因为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好啊,没那么多小菜吃,自然也不需要那么大的八仙桌。”

  正因如此,上海滩“自制家具”一度盛行,人人都是半个木匠。“七十年代末,家具店里人造革沙发售价104元,而且还只是一只的售价。”沈嘉禄利用下班时间自己做起了沙发——先要忙采购,做沙发必须的弹簧、麻布、麻绳,都是紧俏商品,需要从虬江路、蓬莱路等几个不同的市场一一开后门寻觅齐。

  “做沙发是比较有难度的:做得不好,坐下去要么回弹不上来,要么弹簧咯吱咯吱响。还很容易做得棱骨边缘不清,看起来歪歪斜斜。做不好就要拆掉重新来过。为了做好沙发,大家彼此之间还会交流技术。”据他回忆,过去的沙发比现在工艺难度大得多,“现在的沙发就是木架子上放海绵,以前做沙发,工序可不少——先要搭好木架子,再上帆布带,把弹簧一个个钉在木条子上,用麻绳绑好,用棕绷丝覆盖上去,然后再覆上剪裁缝纫好的沙发布套子——棕绷丝的作用类似于海绵,但是坐起来更有韧性,比海绵更加舒服。这一整套过程全部手工完成,包括剪裁缝纫沙发布,都是自己来”。

  104元只能买一个的沙发,经过匠心巧手,40元就能做成一对,放在家里不但挺括大气,还相当耐用,一对沙发用个十几二十年完全没问题。

  “当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零拷?其实是因为大家的生活水平都不算高,商家为民考虑,晓得大家不宽裕,精打细算,所以适时地推出这样的零拷产品,所费不多,却很实用。”沈嘉禄记忆中,小到一支钢笔的铱金笔尖、热水瓶塞子、一粒纽扣,都有零拷服务,“写作多了钢笔容易坏,铱金笔尖换一只只要4分钱,这样的小生意商家也肯做。城隍庙里有‘纽扣大王’,花样繁多,一粒纽扣都能配。再比如金陵东路上卖服装辅料的小店,无论是花边、辅料还是拉链、宽紧带,都有零配。以前大家身上穿的毛衣都是买绒线自己织出来的,如果织着织着发现绒线不够了,也可以去绒线商店一两一两再配——不过有时候不同批次会有点色差”。

  不由得想起了上海闻名全国的“假领头”,也算是衣服的“零拷”了。在物资贫乏的年代,上海人民依然竭尽所能地追求生活品质,“零拷”正是彼时市场对生活的呼应。

  而“零拷”从时代中逐渐退场,则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事了。随企业改制的盛行,利润与工资挂钩以后,“针头线脑”的零售生意开始式微;另一方面,上海人民的收入也在迅速提高,人们开始不再需要对“小钱”精打细算了。供与求,双方都发生了改变,零拷也就随之渐渐淡出了市场。

  如今,零拷早已退出历史舞台,只是偶尔,还会出现在新闻里——比如2019年时,媒体曾报道淮海中路“全国土特产商店”零拷酱菜柜台的花生酱,年销量“用35厘米高的白桶装,便能堆出3座东方明珠塔”。零拷变成了“零星”出现的销售方式,但时至今日我们仍就怀念“一百样都能零拷”的货郎担、烟纸店、小百货商店,不只因为那里记载了我们的青葱岁月,更因为,无论零拷还是量贩,上海人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,跨越历史长河,始终如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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