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央发文规范最高领导层待遇

  这一文件触及最高领导层的待遇问题，既是对八项规定的拓展和深化，也展示了高层改进作风、从严治党的决心

  11月30日，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，审议通过规范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待遇等文件。这是1979年中央、国务院发布《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》后，再度以文件形式规范高官在住房、用车、工作人员配备等方面的待遇。

  舆论认为，在中央八项规定实施4周年前夕，中央政治局出台这一文件，触及最高领导层的待遇问题，既是对八项规定的拓展和深化，也展示了高层改进作风、从严治党的决心。

  据新华社报道，会议提出将按照“保障工作需要、待遇适当从低”的原则，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办公用房、住房、用车、交通、工作人员配备、休假休息等待遇进一步做出规定。

  报道还透露了一些具体的规定，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退下来要及时腾退办公用房；不能超标准配备车辆、超规格乘坐交通工具，外出要轻车简从，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；按规定配备工作人员并加强教育管理，严格约束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；压缩赴外地休假休息时间，实行严格报批制度等。

  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表示，上述规定的针对性都非常强，“因为无论是住房、用车、休假，还是工作人员的配备，这些年问题都比较突出。”

  不久前，曾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反腐专题片《永远在路上》就披露，落马的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，一人就占用了一座二层小楼，上下共16个房间，面积800多平方米，这里面住的除了他以外，还有他的秘书、司机、两个保姆和两个厨师。一个保姆专门负责为他养宠物，两个厨师都是从湖南选的，专门为照顾他的口味特意安排。这些保姆和厨师的工资，两年多以来达到上百万元。

  “新的文件出台后，在职和离退休高级干部在住房、用车、旅游等方面都会受到更多的限制。”汪玉凯说。

  十八大以来，有关领导干部待遇的话题已多次被提及。外界推测，这份文件的出台应该酝酿已久。

  2012年12月4日，十八大闭幕后不到一个月，中央政治局就召开会议，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、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。其中，就针对领导人待遇提出了要求。

  比如，调研要轻车简从、减少陪同、简化接待，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，不安排群众迎送，不铺设迎宾地毯，不摆放花草，不安排宴请；严控出访随行人员，严格依规定乘坐交通工具；改进警卫工作、减少交通管制，正常的情况下不得封路、不清场闭馆；厉行勤俭节约，严格执行住房、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等。

  半年后，2013年6月，中央政治局又花了6个半天召开专门会议，进一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。

  会议提出，要统筹制定领导干部办公用房、住房、配车、秘书配备、公务接待、警卫、福利、休假等工作生活待遇标准，落实不赠送、不接受礼品的规定，切实解决违反规定和超标准享受待遇的各种问题。

  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，将改革任务归纳为60项。其中，第37项明确要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，并且接连提出“六不准”：不准多处占用住房和办公用房，不准超标准配备办公用房和生活用房，不准违规配备公车，不准违规配备秘书，不准超规格警卫，不准超标准进行公务接待。

  会后，官方网站发表文章解读说：当务之急是要抓紧制定出台领导干部办公用房、住房、配车、秘书配备、警卫、公务接待、福利、休假等工作生活待遇标准，以确定相应级别的领导干部能够享受哪些待遇以及何种程度的待遇，切实做到有章可循、有规可依。

  2015年，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在“中国与世界对话会”上，回应国外专家学者提问时，公开谈到中央正在制定针对高级领导人的行为准则规范。

  李君如说，在十八大以来的反腐中，多名中国高层领导被查处，让中央开始思考和研究怎样管好拥有党和国家高层权力的党员干部。

  “思考的结果是：办好中国的事，关键在党。”李君如说，高级领导干部也是党员，同样也都要接受党纪国法的监督、遵守相关的制度规范，而中央正在研究制定高级领导人的行为准则规范。

  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，此次以文件的形式，进一步明确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待遇的规定，是在中央八项规定执行4年的基础上予以制度化和规范化，以便“统一规范，强化约束”。

  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从新华社报道透露的信息看，新文件与八项规定有明显的延续性，可谓是一脉相承。

  比如出行方面，八项规定要求“严格执行车辆配备的规定、依规定乘坐交通工具”，新文件则提出“不能超标准配备车辆、超规格乘坐交通工具，外出要轻车简从”；住房方面，八项规定要求“严格执行住房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”，新文件则提出“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退下来要及时腾退办公用房”，内容更加具体，也更具操作性。

  另外，与八项规定相比，新文件也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，包括“按规定配备工作人员”“压缩赴外地休假休息时间”等。“可以说，这份新文件是对八项规定实施4年来的拓展和深化。”庄德水说。

  事实上，早在1979年11月，中央、国务院就出台过《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对高级干部各方面待遇作出过详细的要求和安排。

  比如《规定》要求：一个高级干部的宿舍只能有一处，不得同时占用两处；部长以上干部，每人配备专车一辆；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国务院副总理等副国级领导配备服务员、炊事员各一人；部长配备炊事员或服务员一人；高级干部外出视察和检查工作，不能携带家属子女和无关人员；高级干部外出视察和检查工作或外出休养，除有关招待机关负责接待外，不得组织人员迎送，不得举办宴会等。

  上世纪70年代末，“文革”刚刚结束。《规定》还特意交代了其出台的初衷和动机：由于封建特权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，特别是、“”的破坏和毒害，党内有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，谋求私利，生活特殊，影响恶劣，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，使党的威信受到损害。

  当年，也曾专门谈到这样的一个问题。他说：“我们的高级干部现在并不是工资太高，而是别的方面的待遇太宽了。这样就要脱离群众，脱离干部，甚至腐蚀自己的子女和家庭，把风气带坏了，官僚主义也无法克服。”

  30多年过去了，如今回头看《规定》，仍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意义。不过，随时代的变化，特别是中国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，其中一些提法已不合时宜。

  比如，规定中将电冰箱、电视机等视为“高级生活用品”，还提到出差、出国和外出休养，按规定标准“收交伙食费和粮票”等。

  特别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，当年的《规定》适用的对象是“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党委书记、副书记，人大常委会主任、副主任，政府省长（主席、市长）、副省长（副主席、副市长），政协主席、副主席等高级干部”，而此次新出台的文件针对的是“党和国家领导人”，显然适用对象的层级更高。

  “相对于省部级领导，规范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待遇，将更具示范效应。”庄德水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“无疑也需要更大的政治勇气。”

  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指正国级、副国级的领导人，包括国家主席、副主席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、副委员长，国务院总理、副总理、国务委员，全国政协主席、副主席，所有中央政治局委员，中央书记处书记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、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。

  全国政协常委、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2013年“两会”期间，曾就制定公布离任国家领导人礼遇条例和退休官员待遇，专门提交过一份提案。

  他在提案中希望规范离任国家领导人的待遇，明确哪些是他们本人的待遇，不是家人和身边人能够轻松的享受的。同时加以公布，让各地都知道，有一个公开的接待标准，下面也会知道如何做。

  葛剑雄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当年“两会”闭幕后，中组部在发给他的复函中表示，中组部正会同有关部门对省部级干部生活待遇规定进行修订，党和国家领导人生活待遇规定也正由有关部门研究修订。

  “这次文件针对的不仅是离任的国家领导人，还包括现任国家领导人，而且明确讲到从本届中央政治局率先做起，显然更加全面，更具约束力。”他说。

  11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，除了审议通过了规范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待遇的文件外，还明白准确地提出有关法律法规从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率先做起，并分批实施。

  庄德水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这符合中央一贯的原则：打铁还需自身硬，要求别人做到的，首先自己做到。

  他相信，这一个文件实施之后，会先从政治局委员做起，然后推广到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；先从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起，然后推广到离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。

  葛剑雄也注意到了“分批实施”。他说：“我所理解的分批，现任的和离任的有区别，而且现任中也可能分批，这得有个过程。高层领导人的生活待遇等每个方面更复杂，有的住在北京，有的住在军队里，有的住在地方上，这个标准怎么制定呢？可以说分批是比较实事求是，显示了中央最终一定要全部做到的决心。”

  汪玉凯则认为“分批实施”是一种有层次的推进过程。他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这既能保证相关规定得到落实，又可避免造成过大的冲击。

  同时，他还相信，随着这份文件有关法律法规的落实，也将为官邸制的最终实行创造条件。

  官邸制是国际上通用的高级官员住房制度，实行官邸制等制度，有利于防范以权谋私、违规多占住房等现象。多年来，汪玉凯一直在为此呼吁。目前，探索官邸制已被列入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，成为改革任务之一。

  汪玉凯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官邸制在省市县等地方层面实际上已经启动，但是这一制度目前在高层领导干部中还有待尽快破题，“如果上边不确立官邸制的话，下面很难建立起真正的官邸制，甚至局部探索还可能会反弹。”

  尽管推行官邸制难度很大，但他认为，这次政治局审议通过的文件，已经释放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。

  不过，汪玉凯同时也提醒说，最终效果如何，不仅要看新规定有多少限制高官特权的具体实际的要求，更要看这些要求能否得到真正的执行。